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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国支教去,年轻人!

2016/12/23 18:54:19 来源: 侨报网

侨报记者张述报道】乡村支教意味着什么?奉献、伟大还是崇高?美丽中国Teach For China)的年轻人认为,这是一种生活方式。


19世纪的美国,《纽约论坛报》的创办者Horace Greeley提出一句响亮口号:去西部,年轻人。Go westyoung man)鼓舞了众多年轻人投身西进运动21世纪的中国,在美丽中国这个公益项目的感召下,许多优秀的80后、90后年轻人也选择去山区乡村教书。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件在二十出头的年纪里,做一件八十岁想起来都会笑的事


云南临沧大寨中学,支教老师陶潜正在授课。(供图:美丽中国


找不到合适时机开始,不如就现在吧


上课前,杨洁做的第一件事是在黑板上画了个小人,下面是用波浪线表示的海水。然后她转过身,宣布了课堂纪律:课上你们讲一次话,这个小人的腿就没了,就会掉进海里。所以你们每个人都要努力保护小人。


小人的命运让孩子们多少有些顾忌,老师板着的面孔和尽可能严肃的语气也起到了作用。教室里安静了下来,暂时地。杨洁打开ppt,一只毛茸茸的小猫出现在孩子们面前,与之相伴的是“cat”这个英文单词,金碧小学一年级四班的英语课开始了。


这所学校坐落在中国云南省的大姚县,当地是中国十大贫困县之一。杨洁和她的七位队友都是来支教的,她们来自中国一个教育非营利项目——“美丽中国Teach For China)。


80%5%,这是美丽中国在各种外宣场合反复提及的两个数字,前者是城市孩子能考上大学的比例,后者属于农村。中国城乡教育资源的巨大差距,是促成这家公益项目诞生的直接原因。


美丽中国的理事长刘泽彭退休前是政府高官,走访过不少偏远农村的中小学。他发现如今随着中国地方政府在教育上的大力投入,农村学校面临的普遍问题,已不再是物质方面的匮乏,校舍都不错,学生吃得也还可以——我在学校跟孩子们一块吃过,当然,还可以改善。主要是缺乏优质教师,现在,西部一些不发达地区的优秀人才比以前还少,而且当地的孩子哪怕上了大学,也不愿意回到家乡。


针对这一现状,美丽中国每年都会从大陆和海外招募中国青年,经过严格培训后,输送到大陆的教育资源匮乏地区进行支教,时间长达两年,在中国本土的各种公益项目中,很少有这样长的支教时间。他们的未来愿景是,让所有中国孩子无论出身,都能获得同等的优质教育


这样的理念吸引了诸多中国青年,其中就包括不少留学生。大姚两所小学的八位支教老师中,四位都有海外留学背景。杨洁毕业于英国Loughborough University,队友刘嘉薇也是她的大学同学;另一位队友黄昊泽毕业于美国University of Tulsa,有两年时间,他带新生去当地的小学上辅导课,还给非洲孩子们邮寄过包裹。凌晓茜毕业于美国Merrimack College,曾帮助贫困社区的孩子做阅读和早教,为中学生做科学实验,帮他们进行职业规划。


为了支教,他们当中不少人不仅放弃了城市的优渥生活,还有高薪offer、深造机会甚至家庭。张懿心本科就读于威斯康辛大学,以全额奖学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了一年博士后,中断学业前往广西百色支教。另一个有些特别的例子是,一位拥有超过12年管理经验的跨国公司高管,辞掉在世界500强企业的工作,选择去支教,为此还离开了家庭和孩子。作为家长,她纠结不已,但也会反问自己:孩子3岁时需要自己,10岁就不需要了吗?等孩子长大了,自己还有足够的精力和热情吗?找不到合适的时候去开始,不如就现在吧。在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后,20157月,她前往云南大理支教。


肯支持的家庭终究是少数。老师们从父母朋友那里听到最多的一句评价是:疯了。很多人难以想象:这样的学历,花两年时间去穷乡僻壤吃苦受累,每月只能拿上2300元人民币的补助,就为了教一群农村孩子?父母们有的不确定孩子要将人生轨迹中断两年,会对未来产生多大影响;有的不愿意让子女到艰苦的地方去。这也导致不少已通过审核的申请者,最后都因无法抗拒家庭阻力而不得不放弃。


与父母的战争不可避免。刘嘉薇是少数的幸运者,第一次向家里提起支教,父亲大发雷霆,她不愿吵架,顾不上细说就挂断了电话。几个小时后,父亲主动打过来表示和解,他在网上查了美丽中国的背景,觉得好像还不错,挺靠谱的,又表示了赞同,角色转变得太快了。后来,他还为学校捐赠了1500套校服。


支教于广东潮汕的庄嘉儿遭遇的阻力更大。她就是本地人,父亲在当地拥有着规模不小的企业,她高中就被送到美国,8年后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面对父亲的阻力,庄嘉儿写了一封长达七页的信阐述自己的想法,父亲的态度终于松动。后来他来到女儿的学校,看到她的工作与生活,彻底改变了态度,转而支持起女儿的事业。


另一位家长也给美丽中国写过信,讲述自己的转变。他同样恼火于在美国毕业的儿子浪费了两年时间我是专家型管理者,他母亲是一个典型的学者,两年时间能学到多少知识或积累多少工作经验?儿子却只默默忍受这份怒火,不作任何辩解。


直到有一天,父亲在网上看到儿子写下的一段支教体会,字里行间的真情和对山区孩子的爱心使他大为意外,我突然发现,用我过去的成绩、今天的勤奋正派去教育一个比自己更有理想和牺牲精神的儿子,是多么的苍白无力,更为自己对儿子在支教问题上的冷漠感到内疚。


云南临沧大寨中学,曾经的支教老师何流(左)、李薇薇(右)在与学生们分享支教故事。(供图:美丽中国)


一节课下来,衣服里全是汗


黑板上的小人依旧四肢健全地悬浮在海面。在杨洁的带领下,一年级四班的孩子们大声朗读着英文单词,每个词念三遍,第一遍仰头望天,对着天花板念;第二遍低头弯腰,冲着地面念;第三遍是两人一组面对面念,孩子们几乎鼻尖贴着鼻尖,用尽吃奶的力气大喊:“cat!”


不是每个孩子都肯认真听讲。一个男孩在说悄悄话,杨洁在讲课间隙走过去批评了几句,刚转过身,前桌的小姑娘就扭头冲男孩吐了吐舌头;第二个孩子向邻桌扔去一个小纸条,杨洁以敏捷的身手予以没收,警告他们:“老师批评你们哦。”第三个孩子转过身与后桌说话,然后玩起了文具盒,杨洁同样快步走过去没收,“下课再找老师要。”


这一措施并未收到杀鸡儆猴的效果,嘈杂声还是逐渐蔓延开来,杨洁果断走到黑板前,擦掉小人的一条腿,有孩子“啊”了一声,教室总算平静了些。

“一节课下来,我衣服里全是汗。”杨洁说。


“农村学生都勤奋刻苦”不过是人们一厢情愿的美好想象,“希望工程”海报上的大眼睛女孩只是少数,大部分农村孩子同样贪玩淘气,学习基础更无法与城市孩子同日而语。蒋佳斌在大姚教语文,一个“就”字讲了不下十次,依然有学生把“尤”写成“龙”。鲁思凡在广东饶平教数学,四年级的学生不会乘法口诀,一道应用题的开头是“小蓓蕾剧场卖票”,孩子只认识“小、场”两个字。鲁思凡只能在黑板左边写数学题,右边写汉字,解词注拼音。甘肃陇南的一所中学,初三50个人的班级,数学考试只有8个人能及格;广东潮汕一所学校,班里十几名之后的考试得分就都是个位数了。有老师自嘲,改作业时旁边放一个盆,一边改一边吐血,改完了,盆就满了。


班级规模则是个看似不起眼,实则十分重要。受中国教育部门“撤点并校”政策影响,大部分农村孩子都集中在当地几所学校中,每个班50多人的规模再正常不过,甘肃陇南的一所中心小学,最多的一个班甚至有103个学生。邓婉馨曾在云南临沧支教,一个人教8个班300个孩子的英语,每天都要批改100多本作业。那段日子,她每天早上6:30起床,晚上12:00以后才睡,短短一两个月就有了腰椎间盘轻度膨出,她一度觉得压力大到快要崩溃,连着好几天深夜把自己关在屋里,孩子一样嚎啕大哭,哭够了就擦干眼泪睡觉,第二天继续保持笑容去上课。


与之相对的是师资力量的匮乏。金碧小学有上千名学生,只有68位当地老师,年龄普遍在40岁以上;支教老师共有五位,教授的课程分别是英语、英语和英语,大姚县两所小学自己的英语教师加起来只有四位。其他不少地区的乡村学校,大部分支教老师都要兼任音体美等课程,“你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吧”“不会教美术的语文老师上不好科学课”是真实存在的现实。


让老师们感触更深的还有当地居民的生活状态。辍学打工,留守儿童,单亲家庭,重男轻女,忽视教育……中国乡村与教育家庭相关的几乎所有社会问题,老师们都遭遇过。


结束支教后,姚瑶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某天,一名学生不停打断你的课堂,无奈的你在课堂上哭了出来,课后,学生陪着你一起默默流泪,然后他就离开了校园,不再回来,踪迹全无。


某天,一个小女生不在课堂上了,其他学生告诉你,她的爸爸把她送给了别人家做媳妇,和她的“丈夫”吵架,还喝了农药。她上初一。


“没能挽留住不断退学的学生,没能阻止蔚然成风的少年婚姻,没能帮助大多数人考上高中……那些最终让你难以忘记的,不是燃烧青春的激情,而是那些不曾预料的遗憾。”


杨松曾批改到一篇让他一辈子都不会忘的周记。女孩写到,星期六的早晨,阳光明媚,太阳叫我起床,我不想起;可是妈妈也来叫我起床吃饭,我只好起来了。但洗漱后我非常开心,妈妈做了我最爱吃的饭菜。我大口大口的吃着,吃的好香好饱。


可是杨松知道,女孩的妈妈早就去世了,在她一岁的时候。


那个早上,杨松对着这篇周记哭了很久,笔尖久久停在纸面,除了一个“阅”字,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写下什么批语,“我无法面对这种思念,我甚至不知道这究竟是脆弱还是坚强。”


在他支教的地方,这样的孩子绝不在少数。



“你们长期做下去,农村是会有变化的”


周记带给杨松的除了心疼,更有震撼,震撼于学生可以如此乐观地面对残酷的生活,“身为教师,我怎么能不做更多的事情,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改变?”他选择在周记里与学生们进行更多沟通,从这里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


慢慢地,学生们有了变化。有孩子肯主动向他提出上课的改进意见;有孩子可以不再打架和逃学,开始戒烟戒酒;有孩子开始体谅在外打工的哥哥,在家照顾起哭闹的年幼弟弟。很多孩子对他说,“杨老师,谢谢你让我可以不再害怕在学校里学习,让我努力变成更好的自己。”


在临沧支教的陶潜则号称“不是在上课,就是在备课,要么就是在去备课的路上”,还在课堂上实现了“三个百分之百”:百分之百的时间内,百分之百的学生,百分之百地集中注意力。之前他给初一年级四个班教授生物,如今又自告奋勇教初三年级的物理,两次大考,学生的物理成绩一次比一次好,62个学生之前有20多个不及格,如今只有9个。


同是在这所大寨中学,“美丽中国”播下的种子已开始发芽。第一批支教老师2010年来到这所学校,六年过去,校园中不仅有了更新的教学楼,取得的成绩也有目共睹:每年都有70%-80%的学生考上高中,2016年,有32名学生成绩达到重点大学标准,6名学生高考成绩达到600分以上。孩子们在历史课上表演话剧,写三行小诗,参加趣味运动会、“校园歌手大赛”,自己管理广播站和图书馆,在老师的带领下种辣椒、豌豆和枇杷树,老师们还在学校里建起心理咨询室、联系企业为优秀学生提供奖学金……


“海归”教师则将先进的教育理念贯彻到课堂上。黄昊泽上课经常会让学生站到教室前,当着全班同学面展示自己,从小培养他们的成就感和自信心。杨洁每次考完试,都不公布成绩,也不让孩子们讨论谁的分数高,而是让家长们私下来问自己,因为“成绩是个人的东西”,很多家长由此意识到隐私的重要性。凌晓茜为学生制定激励计划时,不会直接决定采用哪种奖品,而是列出备选项,由学生们投票;她的一个学生后来参加英语口语大赛,得到全州第九名,也有了当外交官的梦想。

数据统计显示,“美丽中国”支教老师带领的班级,在重大考试中有67%的平均分有所提高,有64%的及格率获得提高,有73%成为所在年级的前三名。

课堂之外,老师们还开展了各种项目,丰富孩子的生活。


饶平的山风月影下,住宿生簇拥在“故事小屋”里听刘晓慧讲故事,然后低头画下故事中的青蛙弗洛格、花格子大象艾玛和小兔古纳什。


汕头的城郊,男孩女孩们在塑胶球场上奔跑、传球、射门,胸前队服上印着“雏鹰足球俱乐部”字样,陈鸣左在场边指挥、鼓掌、呐喊,一副运筹帷幄的专业教练风范。


高黎贡山山脚,许琼文舒展着轻盈舞姿,同样穿着舞蹈服的孩子们模仿着老师,一丝不苟地伸臂、旋转、跳跃。


泸沽湖畔,“格桑花合唱团”的歌声伴随着炽烈阳光,飘向烟波浩渺的水面,石婧、孙梦雪带着摩梭族的孩子们,一路唱到了上海慈善晚宴。


大理巍山的风花雪月中,“写诗班”在林茜的指导下,试着写下一首首稚嫩清新的小诗:“妈妈新种了一棵酸角树/到了晚上/叶子就拢在了一起/她是睡着了吗?”

分数重要,但它不是唯一目标。一个令人唏嘘的现实是,在现有条件下,即便接受了支教老师带来的全新教育,学生们中的大部分人依旧无法考上大学甚至高中。但这并不意味着老师们是在做无用功。受云南楚雄州、市教育部门委托,“美丽中国”承办了当地一所农村小学,更名为兴隆美丽小学。这所“美丽小学”提出“学习即生活,生活即学习”的理念:老师带着孩子们一起处理垃圾、改造厕所,教孩子洗澡洗衣服,培养他们健康的生活习惯。日常生活的任何一个细节,孩子们都可以学习。


“成长比成绩更重要,有了成长就会有好的成绩。”校长康健说,加入“美丽中国”之前,他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院长,还曾在中国最好的中学之一——北大附中担任校长有八年之久。理事长刘泽彭也经常对支教老师说:“除了教授农村的孩子知识之外,关键是要教他们认知社会的能力和获取知识的能力。我们搞教育,不是去装满一个筐,而是去点亮一盏灯。”


在大寨中学举办的“大寨回归日”活动中,在大寨中学举办的“大寨回归日”活动中,五位考上大学的大寨学生向学弟学妹分享了大学生活,并向共同的支教老师何流表示了感谢:现就读于云南财经大学的张兴茴说,以前自己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多么精彩,老师们的到来不仅使自己的初中生活更丰富多彩,也让自己明白了只要努力,总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就读于昆明医科大学的罗恩秀也说,老师让自己明白,再苦也可以乐出声,为自己理想的东西,再累也值得。就读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校友张月则在视频中说,自己以前没有这种好奇和欲望,是老师让自己有了去外面看一看的想法,“何流老师是一种榜样的力量,谢谢他给了我启迪。”


有些项目还为当地带来了改变,物质上观念上都有。云南很多地区的地下水重金属超标,直接喝生水的学生们很多都患有结石,老师们推出“净水计划”,募资为学校安装净水设施;许多学生眼睛近视,有老师在支教过后成立“点亮眼睛”项目,与当地卫生部门配合,为学生们免费视光检查和配眼镜;陈骁举办了“职业教育讲坛”,告诉那些宁可打工也不愿读书的孩子们,能上哪些中职学校、从事哪些职业;有感于当地青壮年纷纷外出打工,只剩老人儿童留守,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郝琳硕发起“让家乡的明天更美好”活动,鼓励学生调查村子的问题、设法提出解决方案,活动后有孩子表示,以前总认为改变家乡是大人的事,与自己无关,现在明白了,“改变家乡,人人有责。我们要担起这份责任。”


2015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宋平与几位“美丽中国”的支教老师进行了座谈,对这些年轻人大为激赏,认为他们把整个当地社会都带动影响了起来,“你们长期这样做下去,农村是会有变化的。”



“我们来自山川湖海,为了孩子,星空与爱”


支教不是奉献,这是许多教师都在强调的。“美丽小学”副校长王珂十分反对这种标签,“我向来不喜欢意义、奉献之类的词,更别说伟大、高尚之流。我就是在条件还允许的情况下,做了件自己喜欢的事。”


增加一段全新的人生经历、尝试一些之前没做过的事,是许多教师选择支教的普遍心态。刘嘉薇留学期间独自游历了许多国家,十分享受这种“alone but not lonely”的生活状态,选择支教是因为“这个阶段可以干些事情,想做就做了”,朋友们听说后的第一反应是,“像你干的事儿”。


蒋佳斌有着更曲折的经历。别人眼中的他足够优秀:大学期间就举办过培训班,创立过自己的公司,也曾在毕业季拿到同学当中最高薪水的offer。他自己却不以为然,“我一直都在追逐着别人的认同,追逐着别人给定的优秀标准去做事情”。在长沙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了几个月之后,他辞职加入“美丽中国”,“在折腾的年纪选择隐藏锋芒,我做不到。”


两年支教下来,老师们当中的很多人进一步坚定了这个想法,“我们不是来帮助孩子的,我们是和孩子一同陪伴,一起成长的。”与学生日常相处的点滴,都成为他们最难忘怀的记忆。


一个孩子摘了把桂花,问老师“香不香”,正在忙碌的鲁思凡随口说了句“香”,去上课时就闻到,整个楼道飘着桂花的甜味,“甜得都有点发腻了”;走进教室又看到,讲台上放了四大瓶桂花,孩子们为了让她高兴,几乎摘光了整棵桂花树。有记者去村里采访她,几个老师和孩子从头到尾跟着记者,一直不说话,记者要走时才小心翼翼开口:“你们会把鲁老师带走吗?”


类似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给老师们的支教生活平添了各种欢乐,惊喜与感动。丁蕾嗓子疼,戴了口罩去上课,有孩子喊,“丁老师得禽流感了。”刘嘉薇在班里摔了一跤,远处一个孩子叫,“快扶刘老师起来,她还是条好汉。”班里组织扫除,王珂问有没有打扫干净,一个孩子脱口而出,“还有天上的云彩没有打扫。”刘晓慧结束支教时,学生没完没了地给她发短信:老师你走了吗?老师你会不会忘记我?十年后会忘记我吗?如果你真的忘了我怎么办?……


“这些孩子,淘气时能把人气个半死,有时候又会让人特别感动。” 鲁思凡说,“学生是真喜欢你,他们会把你说的每一句话特别当真。你说他哪个东西做得特别好,他就会反复去做这件事情。”


中国央视前主持人敬一丹也是“美丽中国”的支持者,她写道,“老师们改变了孩子,他们自己也在改变。支教两年的生活,他们也在上学,他们学到的、看到的,很多都不是教科书里能学到看到的。”两年时间,面临着陌生环境,老师们需要独立解决一系列问题:如何做好教学工作,如何与孩子们相处,如何适应在乡村的生活,如何处理与当地老师、学校乃至官员的关系。这些都将锻炼他们各方面素质:勇气,毅力,领导能力,沟通能力,生活能力……


“两年支教也是你自己成长的过程。”何流说,“两年时间可以让你看到,中国最基层的乡村是怎样运作的。我们走到了中国的最前沿,中国未来什么样,取决于农村什么样。”“美丽中国”广东地区执行总监廖杞南也说:“与其说我是来支教的,不如说我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在支教的日子里,我学会了怎样生活,怎样与人相处,怎样教书育人,怎样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完善自己。”


在厦门大学的一次“美丽中国”宣讲会上,一位女生表示,自己很想去支教,又担心失去择业的机遇,在座的EMBA和企业家纷纷起身,“我看好这样的经历,品质比专业经历重要。”当时在场的敬一丹则对他们说,“记住这个美丽女生,几年后,她出现在你面前时,请你打开大门,她会比现在还优秀。”


两年的支教生活结束后,老师们将各奔前程。他们中的许多人准备继续读书。黄昊泽想去华盛顿读国际关系,他一直对公共服务方面感兴趣,在此之前,他准备先向美国女友求婚;凌晓茜在教学过程中深深感到自己的不足,希望读一个儿童心理方面的专业。那些准备工作的老师们,也有不少选择教育、政府、公益领域:世界银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香港大学教育学院等。也不乏自主创业者,蒋佳斌就打算重操旧业,他准备成立一个“图书交友”网上平台,提供书店或用户的藏书信息,供人租和买。


还有为数不少的教师选择留在“美丽中国”。杨松、陈骁成为招募团队的一员,刘晓慧加入了市场部,邓婉馨现在是广西团队的教师教育与发展主管,负责为新一届支教老师提供帮助与指导,何流兼任着广西、甘肃两地的区域总监;王珂则和队友们一起来到“美丽小学”,试图为农村教育改革探索一条新的道路。对孩子们,对支教生活,对自己度过两年青春的那片土地的热爱,是他们留下来的最主要原因。


邓婉馨至今还记得在学生家度过的那个晴朗冬夜。黑魆魆的山间零星点缀着几处灯火,远处的幽深寂静中偶尔传来驴鸣和犬吠。她站在山巅,因寒冷和兴奋不住战栗,呼出的白气在清冽空气中蒸腾飘散。头顶是绚烂的银河横亘天宇。核桃树的光秃枝杈映衬在满天繁星下,如同枝头缀满万千闪烁的钻石。那样震撼的景色,是她平生第一次见到。


中国央视曾为“美丽中国”做过一期专题节目,名字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它的同名歌曲也在支教老师中格外流行。在他们看来,每晚生活在这样的星空之下,是生活中最大的美好之一。


“我们来自山川湖海,为了孩子,星空与爱。”邓婉馨写道。

       

编辑/萨萨

文/张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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