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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愿桥:缓解教育资源不均的维生素

2016/10/25 14:17:11 来源: 公益时报


图为Project Echo项目,学愿桥志愿者将美国引进的一种教学方法教给培训老师



Chris的项目成功地为他所支教的小学申请到了12把尤克里里,这种小吉他简单易学,孩子们很喜欢


  Chris是一位来自美国的大男孩儿,大四那年他成为了Teach for China(美丽中国)的一名志愿者,在云南临沧的一个村小里,开始了他的中国支教生涯。“我要教3到6年级的英语,1到3年级的音乐和体育,一共2年。”Chris用英文和不太流利的中文交替着和记者交流。

  今年2月份,他认识了学愿桥的创始人邵逸然,逸然说他可以申请一个项目,学愿桥帮他实现。Chris想了很久,最终他的项目是想要12把小学生可以弹的四琴弦小吉他——Ukulele,尤克里里。

  “教音乐的时候我发现,孩子们只有课本、没有乐器,我只能让一个学生唱一首歌,然后我说唱得不错,最多是大家拍手打拍子。”Chris说起他的教学经历,在他眼中,这不是真正的感受音乐的方式。“我想给他们一个机会接触到真的乐器、真的音乐,不仅仅让他们跟着我唱歌就可以了,而是一个真正的去练习、去实践的机会。”

  最终,由两个捐赠者帮助Chris完成了这个项目。而Chris在完成了美丽中国的支教后,也加入了学愿桥。

  做老师想做的事

  学愿桥——BEAM,Bridging Education And Mobility,是以小额资助的方式进行运作,由任教于资源匮乏学校的老师们提交项目申请书,申请小额资助,学愿桥审核每个项目,并与申请教师讨论,完善项目规划。通过审核的项目将会公布在学愿桥的在线小额资助平台上,以便公众及捐助者浏览、捐赠。由于每个项目的平均资金都在1000元左右,所以这些项目,更像是帮助那些贫困地区的老师和学生们完成一个心愿。

  而这个定位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2012年刚刚成立学愿桥时,虽然有了一个团队,但是更多的是跟着邵逸然做她在想的项目,很快,邵逸然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好的趋势。“一方面这仅仅是我的想法,并不一定是最被需要的,另一方面这样一个一个做项目实在是太没有效率了。”于是,团队开始寻求转型。

  在Chris支教的村小里,有208个学生,这其中,超过半数的学生是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在外面打工,而他们却对外面的世界懵懂未知。

  “有个学生问我,‘你放学后走路能回家吗?’他们认为我每个周末都是回家的。”Chris回想起孩子们的天真,脸上挂着很开怀的笑容。这个家,指的是美国。

  由于资源的稀缺,他们有很多课是没有开设的,自然、科学、实验等等,“我去之前,他们也没有接触过英文,后来我买了足球和飞盘,他们的体育课就可以玩这些了。”Chris说。

  在接触Teach for China(美丽中国)后,邵逸然发现这些老师都有好的想法,又很知道学生们的需求,“为什么不去做老师们想做的呢?所以我们找到了一个好的项目方向,就是帮助他们搭建起一个容纳很多项目的平台,做他们想做的事情。”

  “确立了这个方向后,我们都舒了一口气,哇哦,终于找到了对的事情。”邵逸然说。

  不是良药,是维生素

  学愿桥的目标受益群体,是在农村和民工子弟学校任教、有着低成本课堂项目想法却没有其他资金资助来源的教育工作者。

  邵逸然说,他们团队很清楚,学愿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的问题,但是他们依然觉得这见事情有意义、有必要。“就好像一个人生病了,我们不是治病的药,但我们是维生素,所以我们要一直做下去。”她说。

  学愿桥的核心团队共有六名成员,悉数这六名成员,会发现他们都有着很好的学历背景,是父母眼中的好学生。

  另一位负责人黄可仁和邵逸然一样,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目前在清华大学攻读公共管理硕士学位,项目官员朱丹娜毕业于北京外交学院,另一位项目官员何茵茵毕业于美国纽约大学。

  试想,这群高学历的好学生如果遵循着大多数人的惯性思维,循规蹈矩地毕业、找工作,人生会不会变得另一番样子:收入很高、有很多人羡慕的职位、有明晰的职业规划……但是他们又出乎意料地做了另一种选择。“我们都很清楚自己要做的事情,好在最终都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和理解。”她说。

  “我要尽我的努力做一个好老师,并不想做hero。”Chris对记者说。他的这句话,或许也是这个团队汇聚在一起的原因,做自己喜欢的事,而不是最伟大的事。

  当然,这种随心所欲也是会遇到“理想”和“面包”的冲突。Chris在云南支教时候,每个月有2000元的补助,“但在农村这足够了”。现在来到北京,因为学愿桥还在初创期,他每个月只有1000元工资,“显然这就不够了”。他和逸然一样,都在做一些兼职,来弥补现实和理想的差距。

  但这些并不能阻止这群年轻人的坚持,甚至Chris想一辈子呆在中国做教育公益,“这需要热情”,他认为,中国还有很多地方很穷、很需要他,就像云南临沧那个村小里的孩子,至少会因为Chris和类似他这样的志愿者带去过那里没有的东西,而让他们比别的孩子多了对外面世界的向往。

  想在中国生根

  学愿桥已经在美国成功注册为慈善机构,现在正在香港进行注册,但是在中国的注册之路并没有那么一帆风顺。

  逸然希望学愿桥能做成社会企业,“这样就有捐赠方像购买产品一样来资助我们的项目,而不是我们伸手去要钱”,但是这并不容易,而且纳税问题也会令初创期的他们吃不消,所以团队成员在想是不是应该先曲线救国,成为基金会下面的专项基金,总之,这件事儿令大家有点头疼。

  没有一个身份,顶着“草根NGO”的头衔在国内寻求资助方就没那么容易。好在他们已经有了美国的注册身份,而这个身份,跨国企业是很认可的,“我们接触了一些跨国企业,他们会以资助几十个项目的形式来捐钱,这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但不是长久之计。”邵逸然坦言。

  所以,从美丽中国来到学愿桥的Chris就成了学愿桥的筹资官员,“虽然我也没有什么筹资经验,但是美丽中国做得很棒,我们希望能够学习借鉴他们的经验,试试看吧。”他说。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机构运行的成本,“学愿桥接收捐赠总额的15%作为运营费用,用于平台的运作开支”,对于这条规则,邵逸然也感受到了来自中美的差异。

  在过去的一年中,学愿桥支持的项目平均成本为1000元,已经筹集到31,000元人民币,资助了26个项目,这些项目来自于各乡村及打工子弟学校,分布在北京、云南和广东。“这些钱都来自于个人,是我们动员的身边的朋友,大多是外国人,在他们的理念中拿出自己的一部分钱做公益是理所应当的,而且他们能接受15%作为成本,但是在国内还有点困难。”邵逸然对《公益时报》记者说。

  从开始仅仅是个想法到希望做成一番事业,这一年半的时间邵亦然的思想也有不小的转变。曾经的理想是做一个历史学方面的教授,没想到在北大的硕士没有读完就建立起来学愿桥,“那么就不要读这个硕士了,专门做教育。”她说。

  “但开始的时候想的太简单了,我想做什么就会很容易办成,认为凭我的热情和坚持就可以了,所以后来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是之前预想的十倍、百倍还多。”她坦言,比如注册、财务报表,以及当前最重要的,寻求一种可持续的资金运转模式……这些都在考验着这个20多岁却很乐观的姑娘,也考验着这群有理想的精英青年。

  目前,邵逸然即将前往美国哈佛大学专门攻读教育,她还带着一个艰巨的任务,要把学愿桥在哈佛大学设立起分支机构,并且在那边进行筹款。“在美国筹款会容易一些,而且那边1块钱,到中国可就变成6块钱了。但是一定要回到中国做我们的项目。”她的话语很坚定。

  (本报记者 闫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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