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Project Echo项目，学愿桥志愿者将美国引进的一种教学方法教给培训老师
Chris是一位来自美国的大男孩儿，大四那年他成为了Teach for China(美丽中国)的一名志愿者，在云南临沧的一个村小里，开始了他的中国支教生涯。“我要教3到6年级的英语，1到3年级的音乐和体育，一共2年。”Chris用英文和不太流利的中文交替着和记者交流。
今年2月份，他认识了学愿桥的创始人邵逸然，逸然说他可以申请一个项目，学愿桥帮他实现。Chris想了很久，最终他的项目是想要12把小学生可以弹的四琴弦小吉他——Ukulele，尤克里里。
“教音乐的时候我发现，孩子们只有课本、没有乐器，我只能让一个学生唱一首歌，然后我说唱得不错，最多是大家拍手打拍子。”Chris说起他的教学经历，在他眼中，这不是真正的感受音乐的方式。“我想给他们一个机会接触到真的乐器、真的音乐，不仅仅让他们跟着我唱歌就可以了，而是一个真正的去练习、去实践的机会。”
最终，由两个捐赠者帮助Chris完成了这个项目。而Chris在完成了美丽中国的支教后，也加入了学愿桥。
做老师想做的事
学愿桥——BEAM，Bridging Education And Mobility，是以小额资助的方式进行运作，由任教于资源匮乏学校的老师们提交项目申请书，申请小额资助，学愿桥审核每个项目，并与申请教师讨论，完善项目规划。通过审核的项目将会公布在学愿桥的在线小额资助平台上，以便公众及捐助者浏览、捐赠。由于每个项目的平均资金都在1000元左右，所以这些项目，更像是帮助那些贫困地区的老师和学生们完成一个心愿。
而这个定位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2012年刚刚成立学愿桥时，虽然有了一个团队，但是更多的是跟着邵逸然做她在想的项目，很快，邵逸然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好的趋势。“一方面这仅仅是我的想法，并不一定是最被需要的，另一方面这样一个一个做项目实在是太没有效率了。”于是，团队开始寻求转型。
在Chris支教的村小里，有208个学生，这其中，超过半数的学生是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在外面打工，而他们却对外面的世界懵懂未知。
“有个学生问我，‘你放学后走路能回家吗？’他们认为我每个周末都是回家的。”Chris回想起孩子们的天真，脸上挂着很开怀的笑容。这个家，指的是美国。
由于资源的稀缺，他们有很多课是没有开设的，自然、科学、实验等等，“我去之前，他们也没有接触过英文，后来我买了足球和飞盘，他们的体育课就可以玩这些了。”Chris说。
在接触Teach for China(美丽中国)后，邵逸然发现这些老师都有好的想法，又很知道学生们的需求，“为什么不去做老师们想做的呢？所以我们找到了一个好的项目方向，就是帮助他们搭建起一个容纳很多项目的平台，做他们想做的事情。”
“确立了这个方向后，我们都舒了一口气，哇哦，终于找到了对的事情。”邵逸然说。
不是良药，是维生素
学愿桥的目标受益群体，是在农村和民工子弟学校任教、有着低成本课堂项目想法却没有其他资金资助来源的教育工作者。
邵逸然说，他们团队很清楚，学愿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的问题，但是他们依然觉得这见事情有意义、有必要。“就好像一个人生病了，我们不是治病的药，但我们是维生素，所以我们要一直做下去。”她说。
学愿桥的核心团队共有六名成员，悉数这六名成员，会发现他们都有着很好的学历背景，是父母眼中的好学生。
另一位负责人黄可仁和邵逸然一样，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目前在清华大学攻读公共管理硕士学位，项目官员朱丹娜毕业于北京外交学院，另一位项目官员何茵茵毕业于美国纽约大学。
试想，这群高学历的好学生如果遵循着大多数人的惯性思维，循规蹈矩地毕业、找工作，人生会不会变得另一番样子：收入很高、有很多人羡慕的职位、有明晰的职业规划……但是他们又出乎意料地做了另一种选择。“我们都很清楚自己要做的事情，好在最终都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和理解。”她说。
“我要尽我的努力做一个好老师，并不想做hero。”Chris对记者说。他的这句话，或许也是这个团队汇聚在一起的原因，做自己喜欢的事，而不是最伟大的事。
当然，这种随心所欲也是会遇到“理想”和“面包”的冲突。Chris在云南支教时候，每个月有2000元的补助，“但在农村这足够了”。现在来到北京，因为学愿桥还在初创期，他每个月只有1000元工资，“显然这就不够了”。他和逸然一样，都在做一些兼职，来弥补现实和理想的差距。
但这些并不能阻止这群年轻人的坚持，甚至Chris想一辈子呆在中国做教育公益，“这需要热情”，他认为，中国还有很多地方很穷、很需要他，就像云南临沧那个村小里的孩子，至少会因为Chris和类似他这样的志愿者带去过那里没有的东西，而让他们比别的孩子多了对外面世界的向往。
想在中国生根
学愿桥已经在美国成功注册为慈善机构，现在正在香港进行注册，但是在中国的注册之路并没有那么一帆风顺。
逸然希望学愿桥能做成社会企业，“这样就有捐赠方像购买产品一样来资助我们的项目，而不是我们伸手去要钱”，但是这并不容易，而且纳税问题也会令初创期的他们吃不消，所以团队成员在想是不是应该先曲线救国，成为基金会下面的专项基金，总之，这件事儿令大家有点头疼。
没有一个身份，顶着“草根NGO”的头衔在国内寻求资助方就没那么容易。好在他们已经有了美国的注册身份，而这个身份，跨国企业是很认可的，“我们接触了一些跨国企业，他们会以资助几十个项目的形式来捐钱，这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但不是长久之计。”邵逸然坦言。
所以，从美丽中国来到学愿桥的Chris就成了学愿桥的筹资官员，“虽然我也没有什么筹资经验，但是美丽中国做得很棒，我们希望能够学习借鉴他们的经验，试试看吧。”他说。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机构运行的成本，“学愿桥接收捐赠总额的15%作为运营费用，用于平台的运作开支”，对于这条规则，邵逸然也感受到了来自中美的差异。
在过去的一年中，学愿桥支持的项目平均成本为1000元，已经筹集到31，000元人民币，资助了26个项目，这些项目来自于各乡村及打工子弟学校，分布在北京、云南和广东。“这些钱都来自于个人，是我们动员的身边的朋友，大多是外国人，在他们的理念中拿出自己的一部分钱做公益是理所应当的，而且他们能接受15%作为成本，但是在国内还有点困难。”邵逸然对《公益时报》记者说。
从开始仅仅是个想法到希望做成一番事业，这一年半的时间邵亦然的思想也有不小的转变。曾经的理想是做一个历史学方面的教授，没想到在北大的硕士没有读完就建立起来学愿桥，“那么就不要读这个硕士了，专门做教育。”她说。
“但开始的时候想的太简单了，我想做什么就会很容易办成，认为凭我的热情和坚持就可以了，所以后来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是之前预想的十倍、百倍还多。”她坦言，比如注册、财务报表，以及当前最重要的，寻求一种可持续的资金运转模式……这些都在考验着这个20多岁却很乐观的姑娘，也考验着这群有理想的精英青年。
目前，邵逸然即将前往美国哈佛大学专门攻读教育，她还带着一个艰巨的任务，要把学愿桥在哈佛大学设立起分支机构，并且在那边进行筹款。“在美国筹款会容易一些，而且那边1块钱，到中国可就变成6块钱了。但是一定要回到中国做我们的项目。”她的话语很坚定。
(本报记者 闫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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