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停电的雨夜，李煦炜躺在教师宿舍的床上刷着朋友圈，黑暗中只有手机的荧光照映着她的脸，看着大家晒出的五光十色的生活，她在心里叹口气关上了手机。在一片黑暗寂静中，有些问题再一次萦绕在她脑海：我是为了什么来到这里？我到底能做什么？两年之后我该怎么办？
李煦炜现在是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西河镇横溪学校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这里距离她的家乡宁夏有2000多公里。
2016年6月，作为厦门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李煦炜穿着学士服从建南大会堂走出去，加入了美丽中国支教项目，去乡村支教。一年后，她重新回到这里，以最年轻校友代表的身份在毕业典礼上分享了她支教的经历。
与此同时，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赵一蓉将要结束两年的支教，准备去哈佛大学继续学业。另一位项目老师郑雪飞，两年前辞去世界五百强企业副总裁的职位，投身乡村教育，支教结束后，继续留在美丽中国，成为云南地区的总负责人。
国内优秀大学毕业生、海外留学生和有工作经验的社会人士，这三位老师基本涵盖了美丽中国支教老师的主要类型。当她们讲述支教经历时，口中常常出现“专业”、“自我成长”、“幸福感”等字眼。
为了什么而来
赵一蓉老师和孩子们穿着班服一起过儿童节
“一开始会想两年好长啊，但现在让我说，三年我都愿意。”赵一蓉高中毕业后就去了美国念书，2015年大学毕业时也有机会留在美国的公司工作，机缘巧合看到了美丽中国的宣讲会，她决定回国到乡村去支教。
在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红场希望小学，赵一蓉负责教五年级的英语、六年级的语文，同时担任六年级的班主任。9月1日开学，再过9天就是教师节，她没有想到，自己才来了几天，竟收到了学生的礼物：从山上摘的花和他们自己的画，这是她以教师身份过的第一个教师节。
“刚开始上课真的有点尴尬，孩子们害羞不敢表达，课堂特别安静。”第一个月是赵一蓉和学生互相适应和探索的时期。她带的班级里学生的年龄和学习能力相差比较大，六年级的班里年龄最大相差了四岁，而且五、六年级的孩子开始进入青春期。如何分层教学和走近学生，是她首要面临的挑战。
“支教是一个需要专业性的事，不能以居高临下的心态去做，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慢慢地，赵一蓉发现有些同学课下喜欢坐在座位上涂鸦，用粉笔在黑板上画画，这可以是个突破口，她尝试用将画画引入语文课堂，让学生把对课文的理解画下来，再通过在课堂上解释自己的画来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在课堂上，她还会分享自己在国外读书的经历，告诉学生上课时是可以激烈地辩论的，鼓励自由发言。支教的第一个学期期末，赵一蓉通过美丽中国联系了在美国留学的大学生，给学生寄来明信片，在明信片分享他们自己的故事，还写了对学生们的鼓励。她还邀请日本、印度的朋友来到红场希望小学，教学生折纸做手工，请来身边做警察、读博士等不同背景的朋友来分享故事，在学校建立图书角……“受限于环境，孩子们总觉得自己读几年书就要出去‘做工’，我希望可以告诉他们，世界有很多别的选择，需要在学业上更加努力，来争取更多的选择权。”
留学回来去支教，赵一蓉的选择是被父母支持的，她的父母从小也是在农村长大。但跟她一起支教的女生同样从国外留学回来，一开始遭到了父亲的反对，不解“既然留学为什么还要去农村教书”，她写了一封一万字的信向父亲解释。
李煦炜也面临过同样的问题。“我爸爸曾经是军人，妈妈是乡村教师，在一线教学20多年，吃了很多苦，他们非常明白我将要经历什么，太心疼我。”除了心疼女儿，父母还要面临来自四面八方询问的压力，对于很多人来说，名校毕业去山区支教，超出了理解范畴。
“人太少，招募老师很困难。”郑雪飞认为这是支教项目面临的一个大问题。2017年，美丽中国计划为云南、广东、广西、甘肃、福建等项目地区招募400名项目老师。在放弃的人当中，有一半以上的原因是家庭不同意。“其实可以理解，在‘短平快’的社会环境中，去乡村支教不算是一个成功的选择。大多家长是60后70后，他们是从物质匮乏年代走过来的，还没什么安全感，对支教的概念还是‘吃苦奉献’，而且觉得和孩子将来的工作没什么关系。”
一个学生就是一面镜子
今年暑假，已经支教一年的李煦炜在广西百色的暑期学院，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参与到新人培训当中。参与组织达人秀活动、大团建活动、协助区域事务，有时还兼做广播站播音。忙碌中，她不时会想起去年自己参加培训的样子。
一般培训时长五周，主要有三门课程：基本教学法、分科教学法和综合素质拓展课程，帮助项目老师尽快掌握教学技能，因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是没有任何教学经验的。项目老师到实地教学的两年中，每一个半月会有一次教师教育与发展培训，帮助老师改善教学方式。在赵一蓉所在的小学，就有来自上海的语文专家来指导阅读写作的教学。
离毕业还有一年，李煦炜就向美丽中国提交了去支教的申请。大一大二的暑假，她都在宁夏支教，一方面她感受到了乡村教育的不容易，内心受到触动，另一方面，又觉得不安，暑期时间太短，不够去了解一个学生。她觉得美丽中国是一个专业的长期的支教项目，想要弥补短期支教的遗憾。
孩子们把李煦炜老师团团围住
支教的第一年，她教二年级数学，二四五年级美术。面对一个班几十个孩子，一开始困难重重，课上的不顺时，李煦炜就特别有挫败感，焦虑，常常半夜躲在被窝里哭。
“我带的班级，有90%以上是留守儿童或半留守儿童（父母有一方在身边）。有些孩子常常在课堂上做一些故意引起关注的行为。”班上最调皮的孩子上课时在教室扎马步、打拳、把脚放在桌子上，叫起来回答问题怎么都不肯开口，一副“我看你能拿我怎么办”的样子……
后来她联系到学生家长，才知道他的父母离异，基本上是奶奶带大的。当她尝试跟学生聊天时，他却表现得很抗拒，怎么也不说话。后来才说“上课听不懂不想学”。
有次放学的路上，李煦炜看到这个孩子，问他：“乘法口诀背了吗？”孩子摇摇头，不吭声。“那你回去拿书老师陪你一起背。”他从屋里翻出的数学书连封皮都没有了，两个人坐在街边的台阶上，你背一句，我背一句，直到天都黑了。“我第一次看到他那么认真，这是我最幸福的两个小时。背完了他还说要送我回家，那个夜晚真的特别安静。”
在厦大毕业典礼的演讲中，李煦炜说：“在我的人生中有无数个两个小时，但那两个小时是我度过的最坚定也是最温暖的两个小时。他手心的温度从夜晚潮湿的空气中透过我的指尖传递过来，这是我一生都难以忘怀的记忆。”
今年三月，李煦炜回厦大给学弟学妹做支教的分享，在支教时她看到有些孩子身材瘦小，就请母校的师兄师姐来帮忙做体检，和队友一起购置图书，给学生上绘本课，建立图书室，从去年11月到今年4月，她和两位队友每天做一点，按照国家图书馆的编码标准，将3000多册图书整理录入系统。
“工作强度大压力大，但是挺为自己高兴的，有机会、有能力、有空间去做这件事。时间过得很快，我想多做一些事情。”
乡村也是一所学校
和郑雪飞老师一起，“捏泥巴”都成为孩子们有趣的新体验
“让所有中国孩子，无论出身，都能获得同等的优质教育。”无论是赵一蓉，还是李煦炜，都是被美丽中国的愿景所打动而来，赵一蓉说：“愿景是挺难实现的，但不能因为难就做愤青，而是要动手去解决。我觉得90后是更有社会责任感的一代。”
现为美丽中国云南地区总负责人的郑雪飞当初也是被创始人潘勋卓的故事打动。高考后想考北师大的她被劝阻，去了北航读理工科，毕业后在跨国公司工作了12年，正在事业蒸蒸日上时，她又选择离开家人和孩子两年，一头扎进云南大山里。
今年7月，在云南大理州巍山县五印乡支教满两年后，郑雪飞选择继续留在美丽中国工作。本来因为自己是孩子的家长，又有在企业多年的管理经验，郑雪飞是比较有信心的。但开始教学后，她发现真的面临了很多挑战，几十个孩子，不管老师怎么苦口婆心，软硬兼施，依然看不到他们的变化。“支教到一年时，很容易因为挫败感产生自我怀疑，我来这里的价值是什么？在短期看不到成果时，怎样帮助老师实现过渡，继续坚持，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作为工作人员，如何调动教师资源，推动教育的变革，思考和政府的合作，让郑雪飞看到了自我的价值，这可能是在大企业做一颗螺丝钉所无法感受到的。实地教学后她还发现，国家对基础教育的投资很大，许多乡村学校的硬件设施虽然不能与城市相比，但也没有想象得不堪。公益组织和政府可以形成互补，在大理宾川，美丽中国的支教老师率先开展小学英语课，让当地政府看到了可能性，共同开展“清零计划”，带着当地老师一起普及小学英语教育。
“从我自己的体会来讲，支教不是奉献，而是自我成长的平台。面对复杂的农村，尤其是年轻的大学毕业生能学到很多。每个孩子都不一样，要想不同的办法应对。管理几十个学生，提高教学能力、建立信任、组织活动，这些其实都是职场通用能力。”郑雪飞说。
曾经在几十人的课堂上做展示都会声音发抖的李煦炜，在3000多人的毕业典礼现场，淡定地在演讲开头开了个小玩笑。两年的乡村生活，她还学会了做饭、给房间防潮、自己组装书柜……她的改变让父母为她感到骄傲。支教两年后，赵一蓉对未来的职业规划有了更清晰的想法，她想“善其身，济天下”，做一些能够产生社会影响力，实现自我价值的事。即使以后不在台上讲课，仍有可能在教育和公益领域发挥长期的影响。
“美丽中国的短期影响是弥补乡村教师空缺，长期影响则体现在这些优秀的大学毕业生身上。在他们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中，埋下了乡村教育的种子。”郑雪飞说。“教育的问题不只是从教育单方面解决，我们不仅关注支教的孩子，也关注支教的老师。”
项目老师支教满两年后，都会有一个毕业典礼，这意味着他们从乡村这所学校毕业了。美丽中国还成立了校友会，为长远的发展构建联系网络，帮助“毕业生”找出口。
郑雪飞说美丽中国的愿景实现，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什么是“同等”，什么是“优质”，机构也在不停地追问这些问题。从项目老师具有创造力的想法，到形成成熟的课程，美丽中国引入了量化考核机制和评价体系，希望提炼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更大规模地推动乡村教育。
“对孩子来说，教育是打开窗户，让他们看到多样性，给他们选择的机会。另一方面，我们也对孩子做乡土教育，鼓励孩子走出去，了解世界，但不是逃离农村。两年支教，对于我们来说，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也遇到了更好的自己，正所谓‘育人，遇自己’。”
结束暑期学院的培训工作后，李煦炜将回到横溪学校，继续下一年的支教工作。当她跑步或骑行在乡村路上，当她在操场上仰望月亮和周围群山，她还会感受到乡村的美和内心的平静。当她感到挫折困惑时，也还会想起那句话——“三月播种，四月成长，九月才会收获，为什么现在这样着急？”
“现在不一定能看到开花结果，但是种子已经种下，我能做的就是浇水施肥。”